第83期院訊《主題文章》─ 一葉知秋 / 從威廉‧范‧阿賽爾特（Willem Van Asselt）看對改革宗歷史神學研究的醒覺
文／錢慕恆牧師 (本校專任教師，主授系統神學、實踐神學)
「 改革宗歷史神學」這方面的研究在華人神學領域中相當的陌生。即使是在保守改革宗的學術圈子裡也乏人問津。然而，近年來有一些看重學派交流的學者們開始對其有了興趣。這新興學術支流對於華人改革宗教會的發展，尤其是在敬虔的傳統上，是利或弊仍有待觀察。
當筆者決定選寫這一題目時，心裡深深地知道絕大多數的人對此議題興趣不大；而對於那些有意想要多瞭解的人又感覺他們會無所適從。為了能夠適當引導和激起讀者們的興趣，筆者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介紹一本適合作為「改革宗歷史神學研究」的入門書──這本書在論述和研究方法上也應該盡可能忠實地呈現改革宗的信仰傳統。基於資源有限的現實考量，雖然市面上有許多非常有價值且值得翻譯推廣的著作，筆者在此文著筆前，決定優先選擇一本，對華人改革宗歷史神學領域發展最具「可行效益」的著作。經一番考量後，便推薦荷蘭歷史神學家威廉‧范‧阿賽爾特（Willem Van Asselt） 於1998 以荷蘭文出版，後於2011年翻譯成英文的 Inleiding in de gereformeerde scholastiek（Introduction to Reformed Scholasticism，中譯：改革宗經院主義簡介）。[1] 不管是在荷蘭改革宗學術圈子，或是在英語世界，此書都曾被廣泛使用來介紹和促進對改革宗歷史神學研究的醒覺。然而，為何不是華人世界呢？
作者阿賽爾特於1988年在荷蘭的烏特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獲得他的神學博士學位；之後由他所隸屬的荷蘭改革宗教會任命成為該大學的歷史神學教授，直到他2014年離世。阿賽爾特這段從求學到成為歷史神學教授的歷程，也正好是保守改革宗經院主義（Reformed Scholasticism）舊新學派交替的階段（1990先後）。[2] 十九世紀以降，改革宗歷史神學家們都在辯論，到底改革宗神學系統是基於哪個或哪幾個教義來建構的。有者主張預定的教義，另一些主張聖約神學，還有一些認為是神論和基督論。辯論還在持續進行。來到了二十世紀末，也就是阿賽爾特還是學生的時期，這種以某個核心教義來建構神學系統的思維假設無可避免的遇到了窘境。尤其，在面對當時從改革宗內部新興學者們而來的各種有關改教時期與後改教時期神學立場協調性的質疑時，這舊學派就顯得無力招架了。這促使了當時包括理查‧穆勒（Richard Muller）和阿賽爾特在內的一些改革宗歷史神學家們重新反思改革宗學術研究進路的問題。阿賽爾特在此書所談到的內容，可算是這批「新保守派」的改革宗歷史神學家們不斷反思所結出來精華所在。
曾幾何時，人們的刻板印象認為十六世紀改教家們的神學與在他們之前的中世紀經院神學完全切割開來。經院主義一般被定位為是專屬於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建構神學的學術產物；而改教家們則普遍上受到了新興人文主義的影響。結果是，人們認為這兩套不同做神學的方法導致了兩派人馬對於「基督教神學的認知」有了不可避免的分歧。另有一些近代學者抗議十六世紀較後期（1560s-）的改革宗神學發展與改教家們的立場有明顯的不協調之處。他們認為這些後改教時期的神學家們對於中世紀的經院主義採取了較開放的態度，從而導致了他們所建構的正統改革宗神學體系脫離了改教家們的初衷，甚至相違背之。阿賽爾特在書中主張，「經院主義」（Scholasticism）應該更多傾向於指做學術研究的方法，與教義內容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他極力證明，雖然十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間對於許多信仰議題的觀點不同，但他們基本上都沿用了大致相同的學術研究方法（Scholastic methodology）來研究和陳述各自的主張。近代學者們之所以誤將經院主義僅歸屬於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神學，或認為宗教改革人士是完全採用了另一種新興的學術研究進路，主要是因為他們普遍上受到了十九世紀的現代「科學主義」的影響。這科學主義嚴格的假設了對的方法必然會帶出相應的研究結果（只要嚴格按照食譜就會烹調出預期的佳餚）。因此，當結果不一樣時，必定是因為研究方法不一樣。然而，阿賽爾特認為歷史神學家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盡己所能的按照所研究之對象和其寫作的歷史處境來瞭解他們與其上一代、同代和後代之間的互動關係。換言之，我們必須根據當時神學家們的處境和視角來解讀他們的原意（seeing things their ways）。阿賽爾特將經院方法和正統教義稍作區隔的這種主張，不僅將中世紀的經院傳統延續到了改教時期，也適當的提供了一個學術空間給後來的歷史神學家們來研究中世紀、改教時期和後改教時期神學之間的延續性和不延續性的對話。
為了對此命題提供可靠的歷史佐證，阿賽爾特在此書的第一部分（第一至七章）追索了改革宗經院主義的各個發展面相。他首先扼要的道出了十九世紀以來，從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和黑格爾（Hegel）學派以單一主題（預定論）來解讀整個改革宗教義體系，到二十世紀韋伯（Weber）、巴特（Barth）、彼撒（Bizer）等人針對預定論作為核心教義的抗議，再到更後期阿姆斯壯（Armstrong）、布萊爾（Bray）、肯德爾（Kendall）等人主張對於加爾文時期和後加爾文時期不延續性之抗議的學術發展過程。為了抗衡這使改革宗體系逐漸被扭曲和瓦解的學術洪流，阿賽爾特表明自己是採取了積極延續性（Positive Continuation）的立場來看待這段歷史的。意即，後來的正統改革宗神學家們不僅延續了前輩們的神學傳統──中世紀的和改教時期的，並且對應他們所處的世代需求，持續積極和有意識的辨明、整合、建設和採納所承襲的這些神學觀點（參該書內文21-22頁）。他亦不避諱的承認改革宗經院主義確實受到了希臘哲學家亞裡斯多德（Aristotle）的語境所影響，但堅持在教義內容上並沒有受到他的思想所左右（沿用亞裡斯多德的研究方法不等於認同亞裡斯多德的觀點）。反而，他認為奧古斯丁對於改革宗神學的影響更為顯著！阿賽爾特也承認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改革宗神學是與同時期的人文主義相互影響的。然而，這影響主要在於如何思辨和呈現神學議題，而不是帶出什麼嶄新獨創的基督教信仰教義內容（參該書內文80-83頁）。
阿賽爾特隨後在第八至十章介紹了正統改革宗經院主義最顯著發展的三個時代的特徵和貢獻，即正統的早期（Early Orthodoxy，1560-1620）、高派時期（High Orthodoxy，1620-1700）和後期（Late Orthodoxy，1700-1790）。他分別針對每一個時期談論了它們的歷史背景、爭議點和最顯著發展的神學議題。他也以一位最有代表性的改革宗神學家作為介紹每段時期的結束。筆者以為，若英文能力許可的話，對於這橫跨兩百多年改革宗正統時期的神學教義發展，談論得更到位的是穆勒（Muller）的後改教教義學（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簡稱：PRRD）。然而，阿賽爾特的這三章非常適合作為一個基本入門，使讀者們更容易掌握PRRD的內容。除了大部分以敘述性的方式來向讀者們介紹改革宗經院主義之外，此書最後的部分也提供了如何學習歷史神學的具體研究方向、建議和資源。
文末，讓我們來思考以上阿賽爾特的論點，如何幫助我們對於改革宗教義發展有更成熟和恰當的認知。許多信徒往往假設改革宗是一個大量引用世俗哲學來建構屬靈信仰的基督教派。筆者經常聽到有人說：「你們為什麼不單單讀聖經就好，為何要講那麼多哲學？」阿賽爾特將「正統」（Orthodoxy）和「經院主義」（Scholasticism）加以區分的觀點提醒了我們，使用某種溝通的語言或做研究的方法來論述信仰不等於就是受到其背後思想所主導。對阿賽爾特而言，「經院主義」以及其所陳述出來的神學觀點只是其中一種呈現信仰的方式。改革宗信徒也用信條、要理問答、聖經註釋、講道、聖詩和個人信仰日記等方式來論述信仰的。現今的人們也會用各種現代的方式來思考和論述（例如：科學驗證法、歸納式查經法、架構性的寫作格式、電腦搜尋技術等）。然而，這不等於因此就改變了聖經所曉喻的真理。換言之，方法和結論不一定有直接對等的關係。其次，阿賽爾特也反對正統改革宗教義是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產物這種說法。雖然人文主義的興起影響了神學家們更多選擇用理性和回到原著 ad fonte 來思辨神學，但這並非把信仰理性化，或把理性看得比人性的其他部分更優越。基督教神學不是在一個屬靈真空裡打造出來的。每一個時代的神學發展都反映出了當代的社會意識形態。改革宗神學往往也被人誤解為是一個以理性為主而貶低情感、意志價值的神學體系。確實，若人在不知覺中過份強調理性，則必須悔改！然而，以理性辯證方式來陳述信仰並不等於推崇理性主義。抗衡理性至上的方法不是反智主義，而是把理性放回到適當的位子上！第三，阿賽爾特反對以某個中心思想（預定論或因信稱義）作為理解整個龐大神學系統的主觀說法。這誤解主要是因為「系統主義」（Systematisms）的迷思所導致。人們過份的假設自古以來，神學家們都是清清楚楚想好了一個他們看重的主題，然後才開始圍繞著它來選寫神學系統的。這或許在某一些神學著作中是如此，但並非總是如此！一些喜愛改革宗神學的信徒往往會過份天真的假設改革宗是一個在大小細節上都有一致共識的正統。因有這種對於正統的迷思，他們往往很容易就批判那些與他們認知有出入的看法。我們確實有足夠多的共識使我們走在一起（不僅僅有幾項福音的DNA），但仍然還有許多的課題是我們需要繼續交流的。如阿賽爾特所主張，改革宗的信仰即沒有完全從中世紀經院主義絕對區分出來；後期的改革宗神學也沒有一味的延續了宗教改革的傳統。每一個世代，神學家們都在揣摩如何將一次交付於神的教會的聖經真理，以更有效的方式來介紹給每個時代的信徒，盡己所能的使神的百姓能明白神的話，並委身在其中來生活！二十一世紀的教會不僅有聖經作為絕對信仰生活的權威依據，也有許多歷代教會傳統遺留下來的智慧。我們當學習從前的聖徒們如何按清潔的良心去明白、分辨和揣摩神的啟示，並認知他們的歷史處境去建構和牧養神當代的百姓。願神保守今天的華人教會，幫助我們更謙卑、更深思熟慮的來認識歷代先賢們的信仰，效法他們的腳蹤行，繼續忠實的事主、愛主！
[1]此書為Asselt博士的教課講義，自1993年不斷修正而成型，並於2011年主要由當時美國加爾文神學院的博士生Albert Gootjes翻譯成英文出版。對比跟荷蘭語版本，英文版在排版上做了一些更動，也增加了一些內容。具體修正的方面請參此書 Prefac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的部分。關於更多Asselt的背景，請參Maarten Wisse, Marcel Sarot, and Willemien Otten, eds., Scholasticism Reformed: Essays in Honour of Willem J. van Asselt (Brill, 2010), 1–28.
[2]當然，在Asselt成名之前，Richard Muller 已經出版了 Christ and Decree (1986)和其代表巨著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PRRD)的第一冊（Richard A. Muller, 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Vol. 1-4: Prolegomena to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3)）。Asselt於1992之後對於改革宗經院主義思想的逐漸轉移主要受到了Muller和蘇格蘭神學家Antonie Vos Jaczn的影響。
本文作者錢慕恆牧師（Rev. Mohhenrg Chee）─馬來西亞華裔，已婚，與太太鄭碧心育有三位兒子（Christopher 凱靖、Nathaniel 凱恩、Josiah 凱樂）。2012年從臺北改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後，先後在馬來西亞教會和神學院服事。隨後在2014年於美國肯德基州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獲得神學碩士學位，主修基督教哲學與護教學。主後2017年起任臺北改革宗神學院全職講師至今，同年在臺北改革宗教會區會底下被按立為教導長老（牧師）。錢牧師在美國清教徒改革宗神學院進修博士學位，主修歷史與神學。他已通過了綜合考試，目前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其論文研究方向是關於清教徒對於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回應。。
※本篇文章收錄於《改革宗神學院院訊－2022 冬季刊》當中「主題文章」，歡迎利用電郵（crts@crts.edu）來信索取紙本（僅限台灣地區）。您也可以登記訂閱電子版（PDF）：https://forms.gle/WUZftUBT1QqP6PBp9。改革宗神學院謝謝您的支持！
